◇袁东亮

　　汶川大地震以后，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其中就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作《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词曰：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痛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齐鲁某晚报副刊刊发的王作家的“鬼词”，引发出关于文学伦理的反思，进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笔者认为，无论从艺术的角度来鉴赏，还是从社会情感伦理的角度来评价，阅读王作家的“鬼词”，就像是满口余香的时候吃下了一颗霉变的花生。那么，一曲“鬼词”到底羞辱了谁呢？

　　首先，羞辱了地震的罹难者。众所周知，地震中同胞的遇难是由于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作家以置换抒情主体的方式，以遇难者的口吻来抒怀，这未尝不可，但是，这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能改变事情的基本性质，不能改变死难者的悲痛情怀。地震发生以后，抗震救灾的第一要务是抢救生命，作为一个有时代感，有使命感，有义气、正气、骨气的作家，其作品中表现的应当是对生命的敬畏和抚恤，对遇难者的悲悯和关怀，可是，王作家的“鬼词”，近乎以调侃的语气，把生死写得那么轻浮，有的是刻骨的冷漠，有的是露骨的取宠。死是一种痛苦，一种悲伤，就算是死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觉得，那些在天堂里的死难者会因为失去生命而感到幸福；也没有人会相信，那些遇难的同胞，会因为失去生命后有人呼唤，有人哭泣而感到幸福。王作家的“鬼词”却恰恰充斥着这种荒谬的逻辑，表达出了这种荒唐的意蕴。

　　其次，羞辱了逝者的亲属。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的时候曾经说过：“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意思是说，当痛苦的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候，再来回想起当初痛苦的情形，这是何等的痛苦啊！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们，经历了揪心裂肺的生死浩劫之后，目睹家破人亡的惨象，这是何等的痛苦。在这种时候，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作为一个食人民俸禄的文艺领导者，应该真诚地悲悯逝者，激励生者。可是，当灾难的惨状触目惊心、目不忍睹的时候，当幸存者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时候，当全国人民为之动容、扼腕叹息的时候，当痛失亲人的人们痛苦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王作家却在以轻浮调侃的语气说着：“纵做鬼，也幸福”，“看奥运，同欢呼”，对于地震罹难者的亲属来说，这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这是撕开伤口撒把盐，是可忍，孰不可忍！王作家的“鬼词”，是对死者的亵渎，是对生者的挑衅，更是对逝者亲戚莫大的羞辱。

　　再次，羞辱了文学，特别是齐鲁文化。古往今来，中国文学一贯以悲天悯人、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关注民生为主调，而一个真正的作家，则视“义气、正气、骨气”为生命，从屈原到陶渊明，从朱自清到吴晗，概莫能外，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其艺术生命力长盛不衰，其文品人品，彪炳千秋，垂范万代，而山东更是人杰地灵的礼仪圣域。山东作家李钟琴批评王作家的“鬼词”“内容令人作呕，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并毅然退出王副主席领导之下的山东省作协，这便是明证，这便是文人骨气的表现。

　　第四，羞辱了作者本人。衡量一个作品的优劣，其标准有两条，一是艺术性，二是思想性，王作家的“鬼词”，其思想性无需赘述，其艺术性又如何？撇开词的声韵平仄暂且不说，单就语言文字来说，空洞的口号，典型的假大空，无灵气，无文采，无意蕴，（典型的另类“三无产品”）堂堂省作协的副主席就这般工夫，岂不羞煞人？既然是词，其声韵平仄又岂可不论？王作家“大智不惭”地以“江城子”祭奠和告慰逝者，想必对苏轼以“江城子”祭奠去世十年的妻子应该不陌生吧，两相对比，不知王作家作何感想？我想，倘若东坡先生九泉有知，对如此“画虎不成反类犬”者定会当头棒喝。王作家的“鬼词”，定会作为文坛的笑柄，作为反面教材流传下去。王作家给自己制造了历史的遗憾。

　　最后，羞辱了报刊某些编辑。一篇作品发不发，一般来说，就是编辑说了算数，一篇艺术上乏善可陈，思想品位低劣的“鬼词”，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齐鲁某晚报副刊的版面，这岂不是对掌握文稿生杀予夺大权的编辑的莫大的羞辱？假如“鬼词”的作者不是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王兆山，不是“威震”齐鲁文坛的王副主席，这样的作品，它能面世吗？

　　王作家的“鬼词”，是对逝者人格的亵渎，是对幸存者情感的伤害，是对文学、文化的羞辱。一个作家，一个冠冕堂皇的省作协副主席，为正义的文人所不齿，为普通读者所不敬，为文禁宽松的时代所不容，岂不是将自己扎扎实实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