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

　　“顺其自然”似乎是一种理想的教育境界。

　　“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人类栖居的生态环境，是亘古不变的固有规律，是人类对于天性的彰显，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哲就赋予了“自然”以宇宙本体论地位。最为典型的言说莫过于庄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为一个“法”字，人类得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生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神奇过程，生活里有着太多不可违的天命。天道酬勤。倘若你错过了春天的播种，夏日的耕耘，秋天就不可能富饶，冬天也不可能温馨。因此，顺应自然规律就是顺应人生规律。

　　书法、绘画、雕刻、唱歌，不管哪一种艺术形式，无不以“自然”为美。哪种艺术一旦与“自然”相悖、一旦陷入矫揉造作的境地，它的艺术生命便宣称终结。可以说，顺应自然是一切艺术与审美的崇高追求。

　　作为一种人生境界，“顺其自然”还表达了人们对于天性与自然的向往，对于所有羁绊与压抑的厌恶。然而，在老庄思想的渗透下，“顺其自然”又很容易成为一种逃避生活中困惑与矛盾的遁辞，转化为一种消极、无奈与虚无，大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宿命意味。

　　在教育思想史上，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的思想核心就在于“顺其自然”。在顺其自然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去将人的成长过程类比为花草树木的成长过程，揠苗助长这一经典隐喻，千百年来一直警醒着世人不要悖逆自然之道；龚自珍的“病梅”意象，更是表达出教育要适应人之天性、回归生命本然的理想追求。

　　如果不加追问，“顺其自然”似乎有着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然而，在教育现实上中，不少教师或家长并没有真正理解“顺其自然”的深刻内涵。很多时候，“顺其自然”成为不锐意进取、听之任之、甚至“不作为”的借口与辩驳。

　　比方说，孩子学习不用功、不专心、成绩不理想、学生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许许多多教育思想家回给你提供诠释。诸如，孩子学习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一切要顺其自然。于是，人们生怕给了孩子一点点学习的压力，惟恐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我们完全照着种种先进的思想在行动，可结果呢，孩子依然一脸无所谓，他们受不了挫折，也拒绝任何磨难与艰苦。他们就这样“自然”地成长。

　　如此“顺其自然”可行吗？看来我们非常有必要反思这个经典命题所隐含的前提。为什么要“顺其自然”？这里的前提就是无条件地肯定了“自然”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自然”是最好的，是不可抗拒的。

　　应当看到，在教育场境里，“顺其自然”中“自然”主要指称的是人的“天性”；顺其自然可以转化为“顺乎天性”。这样问题就来了：人的天性就一定值得我们顺应吗？我们知道，天性中有很多很多宝贵的成分，如爱心、善意、纯真等等。同时，天性中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抑止的成分，如自私、懒惰、虚假等等。人性之复杂就在于它是善与恶并存。教育活动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它要抑制天性中恶的成分，让人求真、向善、趋美。既然，“天性”是美丑善恶并存的复合体，我们又怎能以一句“顺其自然”笼而统之呢？从实践看，不加分析地标举“顺其自然”，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会淡化教师和家长的引导作用，甚至放逐教育的价值导向。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理性的约束与提醒，每个人都潜在着放纵自我的冲动，都存在诸多人性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时候，教师的引导、鼓励与鞭策并非顺乎人性的自然状态，而是反“自然”而行之。

　　比如，按照人的自然天性来说，趋乐避苦恐人之常情。这样一来，“苦学”二字不可能是“顺其自然”的题中之义。如果没有学生的刻苦学习作基础，我们的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实在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没有“三更灯火五更鸡”的问学精神，要想在求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恐怕永远都只是一种幻景。

　　然而，在今天，先人们讲的刻苦学习，似乎也极其老土了。既然追求快乐乃人之天性，对于教育学者们所鼓吹的“愉快学习”、“乐园教育”必然是应者云集。但是，离开了刻苦与务实，我们不得不怀疑“愉快”之后的效果。

　　笔者无意于否定“教育要顺其自然”这一命题，只是觉得要细细分析这一命题所依存的前提。我们不能因为教育的“自然”而忽视了教育的“当然”。

　　最近，与湖南师大附中赵尚志老校长聊天，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即教育在“顺其自然”的同时，应“行其当然”。行其当然，就是说教育要有引导学生克服人性弱点与弊端的理想与目标，要让学生从庸常中实现生命的超越。

　　在这里，“当然”就是一种理性，一种信仰，一种感召，一种先在的传统与规范。我们不能因强调“顺其自然”而忽视了这种对“当然”的追求。在教育实践中，“行其当然”意味着教育需要批评，需要激将，需要规矩与尺度，需要来自教师、家长及整个成人社会的价值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