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王谢堂前燕
 
2008-10-30 09:17:45

  □张永祥

  我第一次看见电话是在电影屏幕上:小鬼子气势汹汹推门进去,左手摁住电话,右手使劲儿摇,接通后一阵叽哩哇啦,终了还不忘一句“八格呀路”;看到正面人物用电话要稍晚些,是在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中:一位首长对着话筒斩钉截铁:“给我狠狠地打!”那神态、那气度,简直帅呆了。

  我见到电话实物是在公社机关院内。一天,学校组织大家到几公里外的公社参观有关地震的科普图展,在一间小房中,我看见了一部电话。那可能是一间专门的电话房。房中一桌一椅一姑娘。电话放在桌子正中。姑娘伏桌看小说。为了看她接电话的样子,我和几个同学挤在窗下等了足有一个小时,但终未等到电话响,也没见她打电话。当时几个伙伴曾私下里“畅想”过:有一天出息了,就当公社的电话员,像战场上的我军指挥员那样打电话,多神气。屈指数来,儿时“畅想”迄今已逾30年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解放军某试验训练基地工作,在连队,平生第一次接电话、打电话。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电话时的窘境——慌乱中搞不清哪头是耳机哪头是话筒,惹得勤务班的几个小战士一通好笑。这故事我曾在女儿读三年级时讲给她听,差点没把孩子笑背过气去,直嚷嚷爸爸是“笨蛋之王”;喷饭后还不忘拉拉我的手,说一句“爸爸好可怜”。

  可怜倒未必,不方便到是真的。那时候,书信和电报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手段。发出一封信个把月才能有回声;电报速度快,但一个字几角钱,又是明码,本想诉几句柔情,落到纸上就成了干巴巴的“命令”。什么座机移动电信联通大灵通小通全球通,慢说使用,就连听都没听说过。不象现在的孩子,在娘胎里就与手机相伴,不定哪天出现一个神童,人生的第一次发声就是“我在遥望,月亮之上……”

  我见到程控电话,已经快到上世纪90年代中了。基地邮局开通了两部。打电话要提前两三天预约,排很长的队。有一次我打电话给爱人,问她何时动身去部队。通话不过2分钟,排队却用了3个多小时。还有一次,我和中建八局一位60多岁的工程专家结伴去打电话,前面一个40来岁的随军家属东拉西扯了10多分钟,急得老专家大发感慨:“以前我只知道不能陪女人逛商场,现在发现更不能在女人后面打电话!”物一稀就贵、就娇,一分钟话费3元多还时时掉线,陪着小心问接线员怎么回事,甩过来一句:“我又不是电话,我怎么知道!”

  离开基地整10年了,不知道那里的情况现在如何?但从昔日像我一样排长队打长途的战友人手一机的情况判断,那片大漠包围的绿洲,早就不再是通讯的盲区了吧?

  如果时下要在都市人的生活中列出几样最平常却又须臾不可离的用品,电话肯定是名列其中的。固定电话就不用说了,只这手机,几乎成了每个人身体固有的零件,长在了身上。听说现在有许多人患上了手机依赖症,一旦出门忘带手机,就像丢了魂似的,惶惶不可终日。我虽没有这毛病,但出门前必须检查的项目之一,也包括看手机在不在兜里。

  电话在我国城乡的普及,顶多不过20年时间。记得十几年前亲戚家初装电话,好几千元的安装费不说,还得找关系、看脸色。可现在,百十元就能安装到位,工作人员还得给你赔笑脸、说好话、甚至“下套子”——整点彩铃呀、来电显示呀、信息播报呀什么的,目的就是让你多消费点儿。这玩意实在太便宜了。手机呢?早就失却了象征身份和财富的地位,虽不敢说人手一机,但引车卖浆者和拾荒者手里肯定有的是。这变化,恰合了刘禹锡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系本报记者,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多年)

     

(责编:刘金兰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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